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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自然事件〉起因於一個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工作的文書人員劉自然被美軍槍殺。 劉自然，卅三歲，江蘇人，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打字員，住研究院陽明山宿舍。1957年3月20日夜間，在陽明山美軍眷屬宿舍B區一號附近，被美軍援顧問團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發射兩槍擊斃。 事發後，陽明山警察所於是日23時50分接到雷宅女傭姚李妹報案電話。由外事警官韓甲黎前往調查，此時美國憲兵軍士長麥克金肯（E. R. Mcjunkins）正好趕到。 雷諾供稱，當晚約23時45分，其妻在浴室尖叫，說有人由浴室窗外窺視。他立即帶手槍由後門繞至B區二號門前，看到有一個人仍攀伏浴室窗外，向內窺視，就以中國話喊道：「等一等」。那人聞聲即由窗上跳下，彎身向他走過來，在距離約一公尺的地方，左手高舉木棍，企圖襲擊。他為了自衛，立即對準其前胸，發射一槍。那人側身跑了數步，跌仆在水泥道旁。他想返家以電話報警，走十餘步，卻見那人捧胸起立要逃，就再對準發射一槍，那人隨即向公園逃逸。他就回家以電話報警。 韓警官隨即會同雷諾等到公園，發現那個被槍擊的人，頭向住宅區，腳向公園，業已氣絕。 死亡男子為劉自然。而雷諾所謂劉自然手持之木棍，則遍尋不獲，僅由美國憲兵在竹林內找出一根長約二英尺、粗約姆指的櫻樹枯枝，但雷諾不能確認這是劉自然手持的「長棍」。不過美憲兵仍將枯樹枝列為證物之一。 此事的複雜在於：依1951年接受美援時雙方換文的規定，美軍援顧問團人員為大使館的一部份，享有外交豁免權，台灣只能由外交部向美國大使館表達關切之意，請美使館轉告美軍援顧問團迅速秉公調查審處。 這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台美雙方的軍事合作。依照國府的慣常作風，會採取如下步驟：其一，請警備總部與情治單位關照媒體，不要加以報導，以免家醜外揚（畢竟劉自然是革命實踐研究院的文職人員）；其二，和美方交涉，找劉自然遺孀道歉賠償，但請她務必守密；其三，將雷諾調離台灣，回美受審，給予適當懲處，以昭公信。如此即可大事化小。 但整個過程卻未見任何處理，反而讓新聞媒體不斷加以報導，而其方向並非槍殺的動機與事件真相，而是不斷質疑雷諾的供詞。供詞當然漏洞百出，包括劉自然死亡姿勢根本不符合逃離的方向，樹枝與「長棍」不成比例，劉的傷口有火藥殘留，顯示近距離射殺，劉身受槍傷逃走的路上卻無血跡……；最重要的，劉自然並構不成威脅，那雷諾這樣的美軍，是不是可以隨意槍殺尋常百姓而說是自衛呢？這些質疑，更激起民間的關注。 原因何在？ 在於人心的不平。美軍在台灣享有各種特權，包括住在陽明山由台灣銀行特別建造的美軍眷區，平房庭院的美式住宅，出入轎車，生活優渥，享有治外法權，人數更是不少，高達一萬人。如此懸殊的生活文化，早已成為台灣的一景。再加上美軍不時對台灣頤指氣使，使台灣軍警方都感到不滿。於是警方的消息不斷外洩，而控制特務與輿論的蔣經國則採放任態度。 1957 年5月20日上午九時，雷諾槍殺劉自然案，在圓山美軍援顧問團教堂內，由臨時組成的美軍軍事法庭審理，共有八名陪審員。歷經三日審訊，美軍事法庭於5月23日判決雷諾無罪。由於美國統一軍法規定，軍事法庭「無罪」之判決，不須經其軍事長官之審核，一經判決，即生效力，亦即雷諾已告「無罪」定讞。 此舉立即引起台灣媒體的大嘩。聯合報以頭版二分之一篇幅來報導，再佐以社論〈抗議美軍蔑視人權〉，挑動了敏感的神經。 5月24日清晨台北發出防空演習警報，人們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10點一刻，劉自然的未亡人奧特華揹一塊中英文書寫的雙語招牌，上面寫著〈The killer-Reynolds is innocent ? Protest against U.S. court martial's unfair unjust decision〉，中文第一行寫著「殺人者無罪！」第二行寫：「我控訴！我抗議！」她來到台北鄭州路的美國大使館門前，站在門口把牌子立下，無言抗議。她的行動立即引來記者和民眾的圍觀。 使館的職員趕緊出來邀請她入內，但為她所拒。隨後台北市警察局長等人都來了。他們邀請她進去談話。奧特華說：「我不進去，門外是中國的領土，我有權在這裡站，我不踏入他們的範圍。」 警察局長說：「劉太太的悲哀，我們都很了解和同情。」 「不僅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全中國人的悲哀！」她說。
中午時刻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有兩百多人。此時中廣電台記者來到現場，對她作了一個訪問。她一字一淚的控訴說：「我今天在這兒，不光是為我無辜的丈夫作無言……的抗議，我是為中國人，除非美國人給我們中國人，一個滿意的答覆，我是不會離開這裡的。」現場還有一個婦人也抱著她哭起來。 廣播一播出，台北市民已群情激憤。
－－ 音樂使用 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Link: https://filmmusic.io/song/8701-snowflakes License: https://filmmusic.io/standard-license
※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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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的記憶本來就有各自的特殊性，每一個人的生命故事都不同，但我們總是一起走過現代化之路，經歷共同的時代故事。我們曾在半夜，為上台北讀書的學費擔心；我們從農村走出來，曾在都市裡為尋找第一份工作而茫然於街頭；我們曾在民歌聲中，帶著吉他追女生；我們曾在城市的失落中自我懷疑；我們也曾在重慶南路、台大地下道的書報攤上買禁書；我們也曾為了保護森林而走上街頭……，這些記憶，如果不記錄下來，難道要讓這現代化的轉型歷程，只是一場空白嗎？如果沒有這些，台灣無法成為今天的模樣，可為什麼我們的台灣史，沒有民眾的歷史，卻只有政治人物用仇恨的語言寫下的歷史呢？ 為什麼我們的歷史，只能是政治史，而不是人民的社會生活史？ 是的，每個小生命，連結起來，就是一個大時代。 每一個人的故事，連結起來，就是一部大歷史。 以此史觀為主軸，我們的敘事，做了一個新嘗試：將個人命運、生命故事，連結到歷史脈絡，重新書寫民眾的社會生活史。在大歷史的觀照下，每一個人的生命，都不是孤獨的，也不是無端無依的。甚至每一首歌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一段歷史。〈港都夜雨〉和〈綠島小夜曲〉，連結著冷戰時代的大背景，交會成小人物的悲欣交集。歷史也因為這樣的生命，這樣的歌，鮮活了起來。唯有從人的生命故事著手，歷史才會有人性、有溫度、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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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海嘯襲捲全世界，台灣無法倖免。銀行被擠兌，幾乎要破產，而此時行政院帶頭頭喊出「如果銀行無法兌現，政府會全賠」。這才止住了擠在銀行門口的群眾。挽救了台灣金融。 但接下來的困難，卻是百業蕭條下的重建。政府除了發三千元消費券，還能做什麼呢？文化界本來就是很困難的藝術團體，失去了表演機會，要如何生存呢？ 優人神鼓，樹立了非常好的典範。卻也吃足了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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