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的善意 --浅谈鹤见俊辅与西田几多郎的思想交汇 No.013-AsianTalk102

主持：Helen 嘉宾：刘争（关西国际大学国际学部副教授）、片冈大右（评论家） 刘争（Liu Zheng） 片冈大右 片冈大右老师演讲的中文翻译： 我叫片冈大右。今天的活动主要是刘争老师对鹤见俊辅和西田几多郎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但在此之前，我想从日本人的角度做一些说明，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刘争老师演讲的与众不同之处。 刘争老师首先是加藤周一的研究专家，出版过日文和中文的研究著作，尤其是中文版，作为中国第一本完整的加藤周一研究著作，备受关注。只要看看加藤周一对鹤见俊辅和西田几多郎的评价，就能充分说明刘争老师报告的独创性。 加藤周一出生于 1919 年，鹤见俊辅出生于 1922 年，两人完全是同时代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两人都已步入老年，他们出版了对话集，并共同担任了 2004 年为捍卫宪法第九条而成立的 "九条之会 "的召集人。20 世纪 90 年代末，两人都已步入老年，他们出版了一本对话集，并共同担任九条之会的召集人，该会于 2004 年成立，旨在捍卫宪法第九条。刘争老师在《例外的个体》一书中已经讨论过加藤与他的两位同时代人丸山真男和竹内好之间的关系，因此她很自然地会以此为脉络来对鹤见俊辅加以讨论。 暂且抛开竹内不谈，如果我们看一下加藤、丸山和鹤见，我们可以说他们在战后日本思想界处于一种有趣的关系之中。这是因为，三人对某种普遍原则或原理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的地位所持的立场似乎有所不同。丸山真男在其著名的《日本的思想》一书中指出，日本思想的根本困难在于，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体系之间没有冲突或对话，所有思想体系都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共存状态，他将这种状态问题化为 "精神的杂居性"。《日本的思想》是 1961 年出版的一本书，但就内容而言，它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所写文章的汇编。加藤周一则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的同一时期，以其被称为 "杂种文化论 "的论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于刚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加藤来说，他认为日本文化的杂种状态虽然没有体现出伟大的理想，但其本身既不是一个好的现实，也不是一个坏的现实。我们必须从接受这件事开始。虽然这种既不好也不坏的现实可能会变成坏的，但它也蕴含着好的潜力，日本社会的未来需要的与其说是克服杂种性，不如说是从中汲取积极的前景。这就是加藤的论点。让我们引述一下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的结论。 我们完全有理由创建我们自己的民主，一种在某些方面优于西方模式的民主。一种基督教和个人主义没有创造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日本创造的希望[……]。 ——加藤周一，《近代日本的文明位置》（1957 年） 在这一结论部分，还有人提出，文化杂种性可能存在于中国，中国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所以不同于苏联，是因为中国不是将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直接应用于本国，而是在儒家传统中进行。也有人指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很有意思，但我们暂且不追问。在此，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丸山真男在他的著作《日本的思想》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加藤这种杂种文化论的担忧，我刚才已经讨论过了。 加藤周一（Shuichi Kato）将日本文化定义为一种本质上的杂种文化，并认为过去试图以民族主义或西方的方式纯化日本文化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们更应该从其杂种的本质中汲取积极的意义。这种观点值得一听，我也同意其大部分目标，但在我看来，需要对其意识形态做一些补充。第一，东西方融合主义或辩证统一的 "传统""积极"地肯定了杂种性的负面含义，这一点已足够了；第二，正如我在本文中经常使用的"精神杂居 "这一表述，问题在于异质思想并没有真正 "相交"，而只是在空间上同时存在。问题在于异质思想并没有真正 "交汇"，而只是在空间上同时存在。如果不同的思想在内部相互交融，可以期待从中产生一种新的个性，即字面意义上的混合体，但如果它们只是在打情骂俏、争吵不休，充其量也就是重复上述毫无结果的争论。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1961年） 在此，丸山同意加藤的论点主旨，但他将杂种性主张的危险性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是，在战败前的日本，杂种论以东西方 "融合论 "或 "辩证统一论 "的形式，在支持大日本帝国制度方面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而这是否会重蹈覆辙。丸山在此提出的正是始于西田几多郎的京都学派的问题。第二点与丸山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强烈意识有关，即这种对杂种性的坚持最终将导致对 "精神杂居性 "的辩护，并将导致不同思想体系之间原则上对抗的机会的疏远。 至少在当时，加藤周一试图在敢于接受丸山所说的 "精神杂居性 "的现实中寻找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论调中存在着重要的细微差别。然而，加藤本人在这一点上也是矛盾的，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创作的主要作品（如《日本文学史序说》）中，并不总是正面评价日本文化的特点，即原则上避免与外来思想对抗，而总是通过日本化过程接受外来思想。日本文化的特点是原则上避免与外来思想对抗，总是通过日本化过程吸收外来思想，但这一特点并不总是得到积极评价，或者说被视为存在问题。尽管如此，加藤与丸山相比，仍然可以说是对某种日本化过程，包括其中的模糊性，保持了积极的态度。因此，我认为刘争老师将后来的《日本文学史序说》作为 1950 年代杂种文化理论的延伸来解读的方向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她试图从加藤周一著述的某些方面发现巨大的可能性。刘争老师的书出版时，曾在东京大学举行的联合评论会上讨论了这一点，东大的活动网站上也有这样的报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可以说，鹤见俊辅比加藤周一更强调日常现实中的实际解决方案，而不是抽象原则的对抗。鹤见对日本大众文化的看法也受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对大众文化的评价中，鹤见特别关注日本的漫画文化，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嘉指信雄老师与刘争老师之前在单向街书店的活动中讨论过漫画文化，我本人也在这本文集《批评与生活》中讨论过鹤见的漫画理论。我在这本《批评与生活》中讨论《鬼灭之刃》的开头也讨论了鹤见的漫画理论与加藤的漫画和动画理论的比较。简而言之，加藤认为日本文化的各种典型特征都出现在日本漫画和动画中，但他并不一定对这些特征做出积极评价。而鹤见的评价则积极得多，他并不认为日本漫画文化中的特征是日本独有的，而是超越时间和地域的人类文化普遍性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刘争老师在强调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理论的意义的同时，在探索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将兴趣扩展到对鹤见俊辅思想的重新审视，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西田几多郎又如何呢？我将尝试解释一下西田和京都学派的日本背景，包括其与丸山真男、加藤周一和鹤见俊辅的关系。 丸山对西田的哲学和京都学派的评价相当低，正如前面引用的《日本的思想》中的一段所提到的，西田的哲学和京都学派在战败前在日本很有势力。今天看来，重视亚洲传统和在这些传统中接受西方影响的方向引起了人们的严重警惕，提醒人们注意大日本帝国过去的野心，这似乎有点过分，但直到 20 世纪末，这种反应才成为现实。然而，大约在 20 世纪末之前，这种反应在日本相当普遍。 例如，正如我的《批判与生活》一书中的 "亚洲多元性问题 "一文所述，当时即将从东京大学退休的著名哲学家广松涉于 1994 年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题为 "东北亚将在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 "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他曾鼓吹 "以日本和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新体系"。我记得，这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其著作如今已被译成多种中文的作者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对，反对者质问这样的主张和京都学派有什么区别？ 因此，不仅丸山真男，就连加藤周一也始终对京都学派和西田哲学持冷淡态度，这就不足为奇了。加藤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认真审视了西田哲学在战前日本的盛行，认为其影响并不在于哲学内容，而完全在于其独特的风格和心理效应。然而，与丸山不同的是，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的论证与京都学派对西方与东方关系的讨论方面相当接近。这正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丸山在《日本的思想》中提出的观点。加藤周一可能意识到了这种接近，并反而认为有必要与京都学派保持距离。我是这么认为的。 相比之下，鹤见俊辅在提到西田时，对西田哲学的内容给予了积极评价。引文如下。 我觉得西田几多郎的虚无哲学非常有趣。然而，西田在大东亚战争进行时，败给了矢次一夫的呼吁，写了一份为大东亚战争辩护的声明。西田的哲学并没有考虑到他创造的魔术将如何应用，以及如何与当地的情况交织在一起。作为一名魔术师，我觉得还有些欠缺。 ——Shunsuke Tsurumi，《What Ishi Told Me》（1996 年） 哲学本身被高度评价为非常有趣。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句话中之所以出现魔法和巫师这两个词，是因为鹤见在这里提到了厄休拉-勒古恩的著名奇幻小说《地海战记》。鹤见指出，这部作品中的魔法绝非无处不在，而是与使用魔法的土地或地点密切相关。在一个地方有效的魔法，在另一个地方可能毫无用处。当然，鹤见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讨论某部叙事作品的背景，而是在反思思想和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在此过程中，他提到了西田的哲学。换句话说，西田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魔术师，他创造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魔术，但他在 20 世纪初的日本如何使用这些魔术却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众所周知，如今西田哲学和京都学派在国际上受到重新评价。可以说，在这一背景下对它们的解读方式与鹤见的这种方法相似。例如，韩国哲学研究者许佑盛（Heo Woo-sung）撰写了《西田哲学研究：现代日本的两张面孔》（岩波书店，2022 年）一书。正如其副标题所示，他认为西田哲学的两面性体现了整个近代日本的两面性，并通过同时关注杰出成就和严重失败来展开论述。此外，这种两面性并非被简单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