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卢拉逆转险胜，拉美右翼浪潮止步巴西

"革命老区”法国又一次爆发街头抗议，并在最近几天演变成了暴力手段，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场抗议为何发生？为什么爱上街的偏偏总是法国人？它又和明年即将发生的法国大选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场街头运动，正在变成各方争夺议程的战场。谁能借势而起，谁又会被拖下水？ Part 1：马克龙的十年之痒与法国的教育危机 03:37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之后，法国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危机终于爆发。法国有一套完善的师范教育体系，但当一名中学老师的门槛并不低。2010年的"硕士化"改革之后，想当老师必须读完三年本科加两年硕士。大约十年后的新一轮改革，又把教师资格考试推迟到硕士第二年末，门槛进一步抬高，法国教育系统由此陷入长期的人手短缺。与此同时，马克龙执政以来持续压缩公共开支，流向教育的财政资源和人力日益捉襟见肘。到今年开学季前夕，法国不少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没有老师、开不了课的局面。正是这一困境，最先把教职工和学生推上了街头，拉开了这场大规模抗议的序幕。 Part 2：大选来临前的「抗争剧目」20:46 一场抗议之所以不断升级，离不开背后高度政治化的大环境。这场抗议发生在距离明年法国大选不到半年的时候，四位主要候选人早已摩拳擦掌。在高度分裂、两极分化的法国政坛，他们从左到右分列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与中间：极左翼的梅朗雄、中左翼的格鲁克斯曼、中右翼的菲利普，以及极右翼的勒庞，彼此之间敌意重重。法国实行两轮投票制：第一轮无人过半，得票前两名进入第二轮对决。在选情胶着的当下，这四个人都有机会走进最后的决战。因此，四位候选人都在等待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事件，好让自己最擅长、最"拥有"的议题成为舆论焦点。这次抗议，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抗议之初，代表左翼的梅朗雄视之为推行自身政治纲领的绝佳机会，高调站在抗议的高中生一边。但随着暴力逐步升级，更加强调秩序的勒庞找到了反击的突破口；另外两位走中间路线的候选人，也纷纷与梅朗雄划清界线。这场抗议原本关注的是民生，但民生议题被政治化为梅朗雄的武器，抗议中的暴力又被包装成勒庞反击梅朗雄的武器。一场原本关乎民生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变成了两种议题立场之间的较量。

随着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中国冲击”“中国冲击2.0”这些说法又一次回到了公众视野。“中国冲击”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它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一样，它是一个诞生于严肃经济学研究、后来才走进公共讨论的学术概念。然而，一旦进入政治场域，它就渐渐脱离了原本的含义，变成了一件政治工具。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回到贸易理论的脉络里，“中国冲击”究竟在说什么？它的真实面目和本质是什么？“中国冲击2.0”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欧洲对它格外焦虑？ Part 1：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 03:29 自大航海时代起，全球贸易就成了世界历史的重要底色，“什么样的贸易才是好的”也随之成为一个反复被争论的问题。这其中，最早占上风的是重商主义：国与国做生意要分输赢，关键是保持对外顺差。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希望买到更便宜的原料和粮食，压低生产成本，也需要更大的海外市场，于是转而拥抱自由贸易，两位早就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被推到了台前：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和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专门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再互相交换。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国家样样都比别人强，它也应该专做机会成本最低、相对最拿手的产品，其余的拿去交换。这样一来，强国和弱国之间的贸易同样对双方有利。然而，这两位经济学巨人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当他们只关心一个国家的总福利是受益还是受损的时候，便忽略了国家内部赢家与输家的分野。 Part 2：谁是自由贸易的赢家和输家？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 vs 李嘉图-维纳框架 18:55 整个贸易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贸易展开之后，一国之内谁会受益，谁会受损？赫克歇尔和奥林率先接过了李嘉图没有回答的问题，把比较优势的来源解释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多寡。由此，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会出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随后，经济学巨匠保罗·萨缪尔森和他的合作者斯托尔珀在这个框架里更进一步，提出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自由贸易会让一国丰裕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富，让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穷。 大约三十年后，萨缪尔森又和经济学家琼斯一起，重新整理了李嘉图和维纳早年的思想，形成了“特定要素模型”，为这个定理补上了短期的一面：当生产要素被锁在原来的行业里难以流动的时候，输赢将按行业划分：出口行业赢，进口竞争行业输。 这些理论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自由贸易注定会在一国之内制造赢家和输家。至于赢家和输家具体是谁，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Part 3：中国冲击1.0：一个被政治包装的必然结果 34:34 2013年，Autor、Dorn 和 Hanson 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China Sydrome》。这篇论文横空出世，成为21世纪影响美国政策，乃至全球贸易格局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和前面那些理论框架不同，它是一项实证研究，用数据证明了中国进口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下滑的重要推手，而且损失高度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李嘉图-维纳框架的预测。然而，“中国冲击”这个概念一进入政治领域，就逐渐偏离了它的本意。其实，“中国冲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历史上，贸易给一国内部的输家带来冲击的例子比比皆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洲的廉价粮食涌入欧洲，冲垮了欧洲的农民；到了1890年代，美国农民自己也被全球粮价暴跌拖入困境；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纺织品、钢铁、彩电和汽车又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美国。中国冲击，成为了一个沦为政治工具的概念。 Part 4：中国冲击2.0 为什么欧洲尤其焦虑？50:27 2025年，ADH 中的 Autor 和 Hanson 在《纽约时报》撰文，警告“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到来，而且会比第一次更严重。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中国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转向了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轮冲击的性质：这一次，被冲击的不再是美国小镇上的服装厂和家具厂，而是美国和欧洲赖以立身的高端制造业。在这一轮冲击里，欧洲比美国更焦虑。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筑起了关税墙，中国出口转而大量流向更开放的欧洲市场，欧洲成了承接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欧洲领导人由此陷入强烈的焦虑，并把矛头指向中国的经济结构：补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然而，补贴也好，顺差也好，失衡也好，市场竞争也好，这些原本可以在经济学框架里讨论的问题，一旦被卷进地缘政治，就很难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 参考文献 关于第一次“中国冲击”，请见：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https://doi.org/10.1257/aer.103.6.2121

因审核原因，节目中某些部分可能出现不连贯的听感，抱歉！ 一场历史性的访美之旅落下帷幕。2026年，中美两国元首打破近十年坚冰、实现互访，堪称今年分量最重的外交大戏。在刷屏的仪式感背后，双方在实质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共识、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这次元首会晤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外界最关注的三大议题——伊朗问题、台湾与日本问题，以及AI军备竞赛，拆解这场历史性访美背后的三条暗线。 Part 1｜伊朗：新问题与降温 02:25 伊朗是特朗普在此次会晤中最关心、也最有求于中方的议题，双方将其列为实质性成果的首位。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征收通行费"这两项基本原则已经确立。可以预见，伊朗问题及其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有望进入中美合力解决的快车道。更耐人寻味的是，美方公报中提到，特朗普希望中国提高成品油产量——这是否如部分美媒所言，是特朗普在向中国"求援"，以缓解国内的能源危机？无论答案如何，能源危机确实让美国陷入了某种被动，这也为此次互访中种种隆重的仪式感，提供了一个更务实的注解。 Part 2｜二战盟友，旧瓶新酒 13:14 2026年并非二战爆发或胜利的整数纪念年份，但此次会晤中，双方却在成果清单和系列讲话里高调重温中美二战同盟情谊，颇为不同寻常。今年恰逢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一强调的重心在于维护战后秩序，而非单纯纪念战争胜利，也鲜明体现了特朗普对所谓"G2格局"的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相关成果公布后，日本与台湾当局反应激烈：重提二战同盟，让当年的共同敌人日本坐立不安，也让台湾当局无所适从。这是本次会晤成果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项。它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正在委婉松动对台立场，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Part 3｜AI作为一场军备竞赛 26:24 全球AI竞争本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这也让这场技术竞争越来越像当年的美苏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安全困境"：一国为自保而增强实力，却被对方视为威胁，最终各方都被迫竭力扩充军备，陷入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今天的AI竞赛，恰如彼时彼刻，中美或将面临一场"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合理管控各自的AI发展节奏，AI带来的社会风险就有望得到控制；但如果双方都无法抵御背叛的诱惑，试图通过暗中放任AI发展来谋取地缘政治优势，就会陷入AI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在技术竞争的相关研究中，像AI这样军民界限模糊、又深度嵌入经济体系的技术，与当年的核武器一样，是国际监管合作中最难啃的骨头。所幸此次会晤就AI问题建立了对话管控渠道。AI治理并非无解，而人类未来的走向，或许正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抉择。

探讨下一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注定是和平年代人们最热衷的国际政治谈资。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回望，有人认为世界大战遥不可及，也有人认为它早已悄然爆发。尽管2026注定是战火频仍的一年，但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世界大战的悬崖边上了吗？ 图1：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数据表明，进入2020年代后，全球国家间战争的伤亡程度达到历史新高。 Part 1：「世界大战」是如何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04:37 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始于1914年和1931年，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然而，如果代入当时人们的视角，他们又是如何确信自己正身处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呢？回顾历史便会发现，一场战争之所以能被称为"世界大战"，其实是在战争进程与战后的历史总结中被逐步建构出来的。 1848年，"世界大战"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但那时它不过是用来形容一场前所未闻、令人惊骇的战争的夸张说法。一战爆发之后，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世界大战的意义。然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围绕"二战"爆发的讨论甚嚣尘上，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预见它的规模。二战真正爆发后，身处其中的各国，也没有在第一时刻认定自己处在世界大战当中，仍主要将自己卷入的局部战事视为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皆是如此。直到美国参战之后，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才被不断强调、逐渐建构与凸显，为了团结广大反法西斯国家的精神符号。 图2：发表于1934年《群言》杂志上的文章，代表着民国知识界对于世界大战的讨论兴趣。 Part 2：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8:15 图3：凡有世界大战，必有大规模军事联盟 世界大战的根本定义在于两个要素：其一，需牵涉众多主要国家，引发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战争；其二，战后必须带来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以此为标准，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可扩充至至少五次。纵观历次世界大战，国家间联盟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国际关系理论表明，联盟是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凡有世界大战，战前必有大规模的国家间结盟。这一理论由两项机制支撑： 其一，世界大战意味着多边战争，而"选边站"的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国家的轻举妄动。然而一旦联盟确立，第三方国家的立场便变得相当明确，这反而提升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938年前后，希特勒在欧洲的布局，特别是与苏联结成互不侵犯同盟，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入侵波兰的重要因素。

8月底，一场劳资纠纷登上了热搜：汽车行业知名供应商星宇股份以"二选一"的方式逼退应届生，引发广泛争议。比争议本身更值得思索的，是其中发酵出的"告洋状"现象——据称，一些被逼签的应届生将举报材料投向了欧洲车企，甚至试图触达欧盟，希望借助境外的跨国监管力量，倒逼国内的星宇股份。"告洋状"到底管不管用，也成了这几天争论的焦点。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告洋状何以可能？为什么欧盟总能拿捏跨国企业？它背后的跨国监管体系是怎么发展、怎么运行的？它真的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把万能钥匙吗？ Part 1：跨国监管与「看得见的手」—— 长臂管辖、阿尔斯通与安世案 07:31 围绕"告洋状"的争议，对应的其实是一个学术概念——"跨国监管"。这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现象：一个国家内部的监管规则，通过某种跨国机制，被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企业之上。这种强加有时粗暴直接，有时迂回间接。粗暴直接的一端，体现为"长臂管辖"——过去的阿尔斯通案，以及最近的安世半导体案，展现的正是这种直接强制的跨国监管。 图1：《美国陷阱》与阿尔斯通案 Part 2：跨国监管与「看不见的手」—— 加利福尼亚效应 18:05 监管规则还有另一种向境外传递的方式，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简单来说，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饱受汽车尾气污染之苦，于是在美国率先出手，制定了比联邦标准更加严苛的排放标准。由于加州本身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汽车市场，车企为了保住这块市场，被迫改进自己的排放技术——而与其单独为加州开一条生产线，不如干脆把这套更严格的标准，直接推广到加州以外的其他市场。这种监管规则从一个地区出发，借由市场机制扩散到全球的路径，就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是监管规则向外扩散最经典的一种间接方式。 Part 3：欧盟的监管崛起与「告洋状」的复杂一面 31:31 今天的欧盟，似乎成了全球监管力量下手最狠的地区。但在历史上，人类对大企业的系统性监管，起始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型垄断巨头的崛起，美国政府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及老罗斯福任内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打击垄断组织，开启了监管大企业的先河。 1990年之后，这股监管力量出现了一次跨大西洋的大反转。欧洲率先树立起"预防原则"这套监管理念，并借助一个体量庞大的统一市场，催生出比"加利福尼亚效应"更强大的"布鲁塞尔效应"。欧洲由此开启了一个强监管年代，成了跨国巨头的克星——苹果、谷歌、Meta这些曾经予取予求的巨头，纷纷在欧盟栽了跟头，付出了惨痛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告洋状"是一件真正好用的工具。在今天的星宇事件里，它未必真的立了功；而放到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中，跨国监管也未必总能带来正向效应——它同样可能演变成长臂管辖，或者被地缘政治武器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