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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胡適的矛盾,都寫在彼此的日記裡。胡適不顧諸多政界大老如張群、陳誠等人勸告,不斷勸蔣應公開宣佈不連任,即使他沒有總統的位置,也一樣享有領袖的實質威望。蔣日記則寫下:「其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他甚至氣乎乎的罵胡適:「自抬身價,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其甚。」連「討厭」這種情緒性的字眼都出來了。 胡適則繼續當烏鴉,堅持做蔣的「諍友」,認定自己是「盡公民責任」,說不說在我,聽不聽在你。 1960年9月4日雷震等人被逮捕之後,胡適彷彿揹負道德上的責任般,到處找國民黨的高層,希望法律上不要交軍法審判,而是由一般法庭審理。但蔣介石不聽。 1960年11月18日,胡適自美國返回臺灣向蔣介石求情;胡適表示當局逮捕雷震之處置相當不恰當,並應將其交由司法公開偵查審判。蔣介石隨即答道:「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 這話就厲害了,蔣介石一方面套交情,一方面把破壞交情的禍首推給了雷震和胡適的偏聽偏信。胡適當然只能趕快澄清說:「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他以近乎懇求的態度說:「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一個反對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不會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它領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政黨的人?」 然而這樣卑微的態度,仍不能換來蔣介石的「雅量」。幾天後雷案判決,胡適才知道當時蔣介石已經做了決定。他是徹底的傷透了心,更是對他一直以來鼓勵雷震去組黨,而最後卻反而陷他們於囹圄,黯然神傷。 唐德剛曾形容,《自由中國》一案後,胡適彷彿老了二十歲。 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寫道:「生日快到了,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制不力的努力打消了,毀滅了,一個老朋友本月十四日八十歲生日,我寫了顧亭林五十初度詩兩句給他: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至望河清。」
1961年,雷震於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時,胡適心中不忍,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作〈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寄到獄中給他,但胡適仍未去監獄探望。 胡適和蔣介石還是維持著「相敬如賓」的關係,胡適過壽,蔣介石會送禮,還會與宋美齡一起請他吃飯。胡適適度的維持著這樣的關係,但他並不快樂。 胡適一直對雷震心懷愧疚,他是反對黨的提倡者,卻無法保護反對黨的組織者;現實的無力,彷彿也成為他心臟無力的反映,他的心臟病日益嚴重。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歡迎酒會時,突然心臟病發,當場倒下辭世。 曾參與《自由中國》的聶華苓後來說,在倒下的那一刻,胡適才終於解開他的「心牢」。何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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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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