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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 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 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 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 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 多年来，张文宏一直致力于减轻结核患者身心的折磨，探索更短、更高效的「中国方案」——降低治疗费用、缩短口服疗程、推动创新工具的开发，让复杂的检测变得简便可及。 在张文宏看来，要消除一种传染病，关键不在于技术多复杂，而在于它能否在最困难的地区落地。
【时间轴】 00:10 结核病是世界上所有不平等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01:30 中国的医疗鸿沟真的消除了吗？ 04:48 每年70万的结核病患者，应该全报销地治疗吗？ 09:48 吹唢呐可能也在传播肺结核 13:28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结核的快速筛查，必须依靠更好的科技来实现 17:41 给了钱，就能解决问题吗？ 20:04 除了创新的技术、方案，还需要有人把创新的技术带到当地 23:33 让每一项医疗上的创新都可以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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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鑫淼，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 我们看到了老师的疲惫和管理者的心酸，那学生呢？对于学生来说，通过三年的学习，他们最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选职业教育这条路到底值不值？ 对很多人来说，社会规则推着我们走在同一条通往山顶的路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很少会停下来关注半山腰上的另一条岔路，这条路实际却容纳着3400多万职校生。 主流叙事总给职校年轻人贴上“混日子”的标签，第一次进入职校时，宋鑫淼也曾觉得这里空洞、松散。但经过七八年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她逐渐看到一个被层层结构性困境裹挟的更真实的世界：很多学生从小缺乏家庭支持，孤立无援；职校的专业教学追赶不上市场更迭，学校四处寻求出路却难以得到企业支持；甚至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今天，职校原本引以为傲的技能门槛也在面临严峻考验。 而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在这个文凭遭遇“通货膨胀”的时代，原本以“工作”为终点的职业教育，也不得不转而求取“文凭”作为救命稻草。 职业教育究竟在培养一个人的能力，还是仅仅在购买一张进场的门票？当职校在社会语境中逐渐丧失存在的意义，我们又该如何思考职校在教育体系中的角色？
陆庆屹，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创作者 他们那一代人曾经也有很远大的理想，也想拥抱更大的世界，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机会去张望这个世界。就像那个池塘，不是所有的水都能流到大海，更多的是留在了原地，晾晒在同一片天空底下。 《四个春天》之后，生活还在继续。姐姐离开之后，陆庆屹又相继面对了父母的去世与哥哥的病痛。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然来到人生的中场，未来仍未可知，却忍不住时时回头，品味那些筑造了当下的过往。 幸运和遗憾就像是硬币的两面，他拥有一对最可爱的父母，和他们一起体会了生活中那些细微、平静又幸福的时刻，把《四个春天》当作送给他们的礼物，但有些问题却再也不会有答案。他总怀疑自己是家里最幸运的人，因此时常带着负罪感审视自己的人生。 如果人生终将消失，我们该如何面对无法挽回的告别？又该如何安放那些萦绕一生的遗憾？陆庆屹选择写下来，去打捞那些沉在心底的记忆，“不然人生好像就白过了一样”。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在一个深度技术化的时代，人类主体性的这一面，似乎只剩下了征服——情绪要征服，工作要征服，人格要征服，感情也要征服，总之要充分地优化、控制它。但人的主体性中始终还有另外一种能力，叫作「被触动」。我们不是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而是让世界触动于我。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我们渴望进步、害怕失控、回避摩擦，迫切地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又同时无法避免地感到一种疲惫与虚无。 作为一名科技哲学研究者，王小伟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与诚恳。他不单将技术视为工具，更将其看作一种正在深刻重塑人类存在的生存环境。他注意到，技术逻辑中那种寻求极致效率与强迫性优化的逻辑，已经悄然移植到了我们的生命中。 在优绩社会的驱使下，「普通」成为了一件让人害怕的事情，我们在持续不断的工作与自我提升中失去了意义感，因为那永无尽头。而痛苦、悲伤、脆弱等自然情感，也被当成影响效率、需要被擦除的噪音。 但在王小伟看来，人不是一台可以全速运转的智能，而是鲜活的生命，它或许低效，但是丰富。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接受，眼泪是美丽的、发呆是必要的、崩溃是正常的、而人们就是要相遇受伤然后分别？
李文丽，做家政，也做创作。 我的两个儿子在30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好多人都会骂我、指责我，说你这个做母亲的特别不负责任。我就想，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怪到妈妈的头上呢？ 从小到大，我耳朵里听到的永远都是女人应该这样、女人应该那样，这是女人干的、那是女人干的。难道我们女人天生就该这个命运吗？我心里特别不服气。 2017年，47岁的李文丽第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那之前，她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甘肃平凉的黄土高坡上，像村里大多数女性一样，围着家庭和土地打转，没有名字，只是谁的媳妇和谁的妈。 日子一眼望不到头。在经历丈夫车祸截肢和亲人相继去世后，李文丽感受到活着的无奈和悲哀。她一遍遍地问自己，人的一生就是这么一直经历苦难，再突然消失吗？ 直到家政培训的机会出现，娜拉有了出走的可能。在北京做家政的七年，李文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外，她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在雇主家的阳台、杂物间或地下铺位上，用一部旧手机敲下了十几万字的记录。她写诗、画画，画家政女工的困境，画自己穿着裙子旋转时的自由，画那些经历过的身体疼痛与暴力，画梦境，也画在苦难缝隙里偶然窥见的美好。 如今李文丽仍要面对现实的重压与残破的身体，但她说，人可以拥有更大的世界，我不能往后退了，我要往前走。
任竹晞，一出学社创始人 为什么我们会习以为常地认为学习和成长是相互割裂的两件事情？可能是因为在功利主义和优绩主义的赛跑中，学习被逐渐窄化成一种获得分数、获得排名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最先提出不想学习的孩子成为了最先提出需要重新定义学习的人。 在大人的眼中，这一代的青少年身上似乎贴满了令人头疼的标签：厌学、心理脆弱、被互联网诱惑、躺平摆烂。但任竹晞认为，他们只是在当下的学习方式中找不到意义感。为此，她在北京创办了“一出学社”，一个专门支持不想上学、不能上学青少年的灵活社区。 在优绩主义盛行的今天，孩子们被教导用分数衡量一切，把同龄人当成竞争对手，最终陷入了无意义的“空心病”。“我爸妈虽然学历很高，但仍然生活很焦虑。如果只能像他们一样生活，那我宁愿不学了。” 于是在一出学社，任竹晞做了一个尝试：不再由老师单方面填满课程表，而是邀请学生共同创造。结果，学生们交上来的学习主题五花八门：为什么我是恋爱脑？怎么保护手机不被父母偷看？如果不上学，我还有价值吗？ 在大人们眼里，这些都是好好学习的“干扰项”、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任竹晞把这些问题放到了学习的中心。神奇的是，当教育开始配合学生，那些沉迷游戏的“网瘾少年”、陷入内耗和无助的孩子，竟从这些鸡毛蒜皮里重新找回了学习的意义。